（7）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可将图书馆、文化馆（站）、体育场馆、青少年宫、老年人活动中心、乡镇（街道）和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职工）书屋、公共阅报栏（屏）、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点这十类普适性最强、适用面最广的公共文化设施，设定为各个服务区域的必选项设施，更多地从其档次级别、配套完善程度方面来适时调整。其中，《保障法》第14条的十六项列举式规定即明确了公共文化设施的基本类型。

这类思维范式往往着眼于具有确定性、可预测性的形式性[9]和具有一般性普遍内容的自洽性[10]之体系化规范建构，尝试通过客观制度控制来排除不必要的非理性要素干扰。所涉实施性行为指引则作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和公共文化服务相对人这两个方面。进而通过契合普遍意义的公平正义解构来获取更为广延地心理认同，尝试确立所涉规范系统在相应法治权威下超越国家与民族界线的更大范围有效的普遍准则[27]。[36]赵谦：《机构建制与治理：土地复垦监管组织条款的规范分析》，载《东方法学》2018年第5期。应将物理距离便利考量、配套设施便利考量以及文化服务传递效率考量设定为公共文化设施便利性配置的基本要求。

最终通过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所列明的时间进度、环节步骤和具体措施，将该类标准体系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规程指引落到实处。（一）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的羁束性准则依据 羁束性准则依据往往由法律规范严格规定，行政机关必须依循并采取行动，没有裁量自由。稳预期，是指法治通过确立起完备的行为规范体系，使社会成员知道自己和他人如何行为，从而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

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关键是要在事关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领域体现法治理念，坚持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其次，制度落后是最大的落后。第五，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6]其三，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具有普遍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阐明了依法治军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

应当积极研究全球治理中的国际法律问题，更加主动参与国家规则制定，提出世界法治发展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新型国际法治体系。三、关于法治在治国理政各领域中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战略地位的分析，深入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各方面，全面回答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各领域为什么都要实行法治的问题，提出了有关依法执政、依规治党、依法治军、法治经济、法治社会、依法治网、依法保障一国两制等方面的重要命题。只有将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方略，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全面依法治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1](P12)其二，法律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的准绳。

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网络空间的言论和行为同现实世界一样，都应有限度有边界，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第五，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阐释了制度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把我们党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新高度。[2](P264)其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

和谐社会是秩序良好的社会，不仅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测性，而且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融洽性、友好性、和睦性。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

[2](P132)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参见王震中：《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对翻供狡辩者刑讯时，应在爰书明文记载。探讨中华法的特质，本文试图通古今之变、究政法之际、辨中外之异。在以历史为试验场的这种解释性比较中，本文试图揭示政治权力结构和法这两个要素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性。(97)秦代盗窃不值一钱也要处罚：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赀繇(徭)三旬。

(19)如果行省总督滥用权力，其卸任时地方可派员在元老院对其提起控诉，或通过行省民众大会向皇帝提出申诉。另一方面，到君主制时期，科层制日益强化，通过依审级上诉等方式管控法官更加严格。

汉代的约(或约束)是特定群体内的有效规范，各种形式的约(包括个人私约)可由官方根据律文规定来强制实施、作为律的外部补充，但自身不具有法源地位。到元首制时期，集权逐步加强，皇帝的各种命令逐步获得法律的地位，(68)但法学家理论仍居于法律发展的主导地位。

随着帝制时期司法中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加强，罗马法逐步出现民事为主、民刑兼顾的状况。相对于同时期的罗马社会，秦汉宫府在司法中采取更具主导性的姿态，这并非由于公权的绝对力量比同时代的罗马更为强大——汉初政局纷乱、经济凋敝，皇帝卿相自顾不暇，因而不得不奉行克制谦抑的黄老思想——而是由于在根本制度上立基于集权政治和强势政府，具有调配社会资源的更强大能力。

在《史记》褚少孙补述的列传中，卜系者出不出位列第二，仅次于卜占病情。⑥谭嗣同：《仁学》，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7页。(12)汉武帝时期强化上计制度和察举制度，郡守和国相对属县控制明显增强，在地方治理中逐步居于主导地位。(98)秦汉强势国家倾向于大范围管控和打击不法，听讼和断狱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界限，民事性的争端随时都可转化为罪罚性的惩办。

(122)判罚恰当与否，主要通过官僚系统内部基于统一标准的书面请示和复核等科层性管控机制加以判断。(124)参见胡仁智：《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权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70—107页。

汉语概念的法，在渊源上以国家统一制定法为中心，并在实践中成为司法的基本准据，这种特征在秦汉时代已基本定型，与罗马法具有的多元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在共和时期的分权体制下，权力和资源分散，法律形态也多元纷呈。

这些文书构成逐级审理的基础，也使追责有据可查。(71)到君主制时期，随着集权体制的巩固和立法资源的集中，在法自君出、国家主导的背景下，法律发展由中央权力垄断，法律逐步法典化，司法受到严格管控。

①昂格尔的官僚法、滋贺秀三的行政型司法、寺田浩明非规则型—公论型法等概括，②是以西方为参照、对中国法类型化的重要理论。(126)参见张建国：《帝制时代的中国法》，第304—314页。古罗马的民事诉讼主要是有产者的事务，以案卷留存较丰富的元首制时期埃及为例，当时诉讼原告基本上来自拥有一定资产的中等阶层，案件诉因主要是财产纠纷。一、集权体制及其对法的影响路径 中国传统政治权力结构是典型的高度集权官僚体制。

(56)参见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第239—247页。因为集权体制加强，一方面，执法官主持的非常审判渐成主流，需要给予更多监督。

古罗马地方的基层执法官则完全来源于本地，并具有世袭性质。……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4页)根据西汉末期尹湾文书，当时本郡、国的人不担任本地官员。(96)其中，政治解释的路径可从上述政治权力结构和诉讼模式的角度进一步深入展开。